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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关系与真实自我——我们为何分享APP年度报告?

时间:2022-08-01 14:01来源:未知 点击:

  2021年已进入倒计时,网易云、微博、美团、豆瓣等各大APP纷纷发布年度报告。五花八门的年度报告通过大数据,帮助用户回忆数字化生活的场景,总结一年的数字生活轨迹:这一年你最爱听的歌是什么、最喜欢点哪家的外卖、参与过多少个微博话题、加入了几个豆瓣小组......等待、查看、在社交媒体分享个人年度报告,已然成为每年年末网民的媒介仪式。

  社交媒体兴起后,“自我呈现”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线上社交研究,认为用户力图在线上社交中呈现出“理想自我”。但根据对青年分享APP个人年度使用报告的行为研究表明,尽管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制约,他们依旧会策略性地进行“真实自我”的呈现,并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加强了对真实自我的认知与认同。本文围绕自我呈现与真实自我两大主题,以青年的分享行为为根基,以试图查明个体是否会呈现真实自我、将如何呈现,这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在电子媒介泛滥的今天,新技术令多种场景交叉融合,“将过去人们直接而密切观察时所交换的信息也播放了出来”,因此电子媒介具有“后区偏向”,而且前后台的界限在不断模糊。由此,学界对互联网中的自我呈现进行了勘察。总体来看,用户在社交媒体中运用文字、图片、影像等载体或明或暗地表达有关自身的基本信息、个人经历、心理与精神状态、社会关系网络、消费习惯或物品、阶层/地位/声望、兴趣/爱好/品味、观点/态度/价值观等内容。呈现策略包括创立数字自我(digital self)身份、编辑自我(edits of the self)、后台表演(backstage performance)、想象受众(the imagine audience)等手段,力图呈现一个较为理想的自我,以满足内心自尊、释放压力、实现特定目标、学习人际交往等需求或动机。上述研究确证了拟剧论在网络世界的适用性,不过它们也表明线上自我呈现在带来诸如增进社会资本等正面效益的同时,还会引发沉醉自恋、隐私泄露等负面影响。

  理论与现实的鸿沟为本土研究提供了丰足的场域。出于人格特质、自我认同、增进社交、从众跟风、构建价值观等诱因,加之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混杂了线下与线上两重人际关系,导致前后台区隔方面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以及“中区”的浮现,青年通过加入群体、选择受众、环境监控、形象美化、制造真实、细分多种自我类型等策略,围绕个人信息、网络亚文化、品味爱好、生活方式等内容,力图呈现一个理想而未必“真实”的自我。上述行为令青年获得了诸如自尊、满意度、幸福感等内心感受,不过也波及了现实生活的正常进行,同时折射出个人至上、表演狂欢、关注公共议题等青年群体特征。这些研究肯定了拟剧论在本土的适用性,丰富了理论内涵,乃至于提出自我消除、虚拟前后台等创新概念。

  本文选取青年在社交媒体中分享自身关于“网易云音乐”APP的年度使用报告这一行为进行分析。选取该分享行为的理由是基于:一方面,考虑到该报告是对用户的使用数据记录,折射出个体在音乐方面的真实行为,具有一定的严谨性与真实性;另一方面,该报告在诸多社交媒体中引起了“刷屏”,表明广大用户既对报告本身给予了认可,也敢于借它展露真实自我的一面。

  故而,笔者于2020年12月30日至2021年1月25日对26位将该报告分享至社交媒体中的青年进行了深度访谈(见表1),试图回答:是什么促使青年分享这一报告?他们是如何将单调的报告转化为对自我的呈现,又呈现了怎样的自我,获得了什么?以及,该过程折射出怎样的中国文化?

  二、作为技术载体的报告:识别线日,网易云音乐APP(后文简称“网易云”)推出了“年度听歌报告”,即用户个人的APP年度使用报告(后文简称“报告”)。报告主要涵盖注册时间、年度使用总时长与总曲目、年度最爱的十首歌曲与歌手、每个季节最爱的歌曲、单曲循环最多的歌曲等内容,而且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在报告的开启界面添加了一个“捏小人”的游戏,以象征用户自身形象。

  受访者表示,他们大多是从朋友圈、微博等其他社交媒体了解到该报告的发布,进而自己打开网易云进行查看。不过他们也谈到,包括网易云在内的众多APP年末均会发布这类报告,而且不少媒体也会进行“年度新闻盘点”,营造过节氛围。故而很多访谈对象“期待这种年度报告的发布”,试图了解“时间都去哪了”。特殊的时间节点形成了“生命时间(lifetime)与世界时间之间的剪刀差”,令他们眼中的报告别有意味。

  总体而言,26位受访者在查看报告时,内心感受普遍围绕“真实”“准确”“记忆/回忆”“状态”“心情”等关键词来展开。翻阅一页页报告,也就是翻阅一段记忆,当手指往下滑动,关于过去的自我也浮上水面。他们深觉这份报告唤醒了对这一年的认知,更清晰地梳理出有关状态、情感、经历的脉络。有一位特别表示,报告中有一页会告诉用户“在某天特别晚也没有睡去,还在听歌”,翻到这里他立刻回想起那晚伏案写作的场景。哈布瓦赫曾论及,往往在外界(如父母、朋友)的提醒下,对一些事情最大限度的记忆才会涌入脑中,进而他论断“正是在社会之中”人们才能获得、识别并定位记忆。言下之意,记忆一方面并非纯粹是个体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周遭人与物的刺激,使之赋予社会性;另一方面,记忆也不是“完全的过去时”,它暗含了部分当下对于过去的重构,使之赋予在场性。

  不过从记忆的构成来看,它往往由主体(谁回忆)、客体(回忆了什么)、中介(如何回忆)三者组建。报告本身作为一种融合文字、图片、音频等信息在内的载体、媒介,直接等于记忆本身吗?康纳顿曾提出大众使用“身体实践”来保存记忆,其中包含载体与符号系统在内用以存储和检索信息的“刻写实践(inscribing)”,使得人类可以将记忆作为一种“人工作品”,“不再需要记忆单独的陈述。”在保罗·利科看来,这种“人工作品”就是留存于各种物质上的痕迹:留存在大脑皮层的痕迹为“脑部痕迹”,刻写在感官、感情上则为“心理痕迹”,最后那些被保存为公共或私人的档案资料为“文件痕迹”。进而在这种意义上可以得出“媒介即记忆”——一方面,个体对载体、媒体的使用(刻写)方式,决定了他将留下何种信息、日后又如何将这些信息进行连接与解读以形成记忆;另一方面,载体、媒体本身限制了个体的使用(刻写)方式与内容,这些又限定日后的记忆者相对应地勾连脑中图景。回到报告本身,它是由青年在使用APP后所生成,是一种衍生物。而这种衍生物,被制作时已经明示了具体的观看对象(无论分享与否都是用户及其群体),记忆的主体被确定;在客体方面,报告本身将文本内容予以了限定,例如它会展示青年最爱的歌手而没有展现最爱的音乐类型,这就使得他们在记忆的内容上也被限制(当然仍留有余地);最后在中介这一步骤上,以“捏小人”这个环节为例,受访者多表示他们按照最符合自己的理想或者真实形象去制作,如此在潜意识中就加深报告与青年的贴合性,使他们查看或分享报告时与自身相联系,从而令青年尽可能地在脑海中浮现与APP相关联的记忆。因而在潜移默化中,本是一份探究个人如何使用APP的报告,逐渐成为一种被情景、关系、形象等多种事物共塑的记忆,青年从中看到了过往的自我。

  在与青年的访谈中,问及为何他们相信由报告引发的记忆,近乎一致地归纳为报告本身的数据性。C17、C18号均作为互联网行业从业者,深明如今的企业往往会极为看重各类数据,背后原因就在于“它能精准记录下用户的每一个步骤与时长”“它是客观中立的,不会撒谎”。

  从受访者的话语中,不禁析出一种“技术崇拜”的印象,即技术本身是客观中立的、忠实记录的、不可辩驳的,它所映射的就是实际生活本身。个中缘由,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抗遗忘”的需要。为了留住记忆,人类探索出结绳、纸张、建筑、绘画、雕塑等众多路径,可以说“人类记忆本来就和人类发明的记录方法密不可分”。然而来自人的主观书写与承载材料的客观损耗,不约而同地减损着记忆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存在本身。不过自互联网时代以来,尽管庞杂的信息使得大脑超载、无法记住过多事情,但只要存储信息的服务器保存完好、相关企业开放信息查询,用户在检索关键词之后总能发现若干蛛丝马迹。而在法学学者看来,曾经存在的意识与物质间的反映锻造了痕迹。由此用户在互联网中使用各种APP时便留下了痕迹(数据),当这种要素足够庞大到反映出客体特征时就成为电子痕迹。故而对网易云的用户而言,报告本身是一种确凿的痕迹的合集,它有效地证明青年对APP的使用习惯,它有效地证明青年对APP的使用习惯和音乐产品的文化消费。

  借由报告所透露的信息,例如最爱的十首歌曲、歌手等,在依托技术的基础上使报告具有真实的个人性,反映出使用者迥异于他者的特征,如更偏好的旋律、语言、歌词等,进而可以窥探一人的精神世界,逐步揣测他的诸多信息。就此,承载使用习惯与音乐消费的报告作为记录真实经历的记忆,青年不仅从中得以识别,更反思、确证那就是真实自我。这种真实自我,是一种“特质真实(trait authenticity)”,即持续稳定的个体化差异特征。也正在这个意义上,C1号认为报告“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喜好和品味”,C20号认为它是“(过去一年)人经历的综合”。

  对于分享报告的动机阐释,普遍解释为“跟风”,即看见别人在社交媒体中分享,所以青年们也跟着行动。不过,在跟风效应的基础上,有几位访谈者给出了自己对于分享动机的思考。C8号谈到:“首先这个报告它更多涉及了个人爱好,尤其是音乐这种的,看了能让人有共鸣;其次是这个报告有纪念意义,因为人生点滴都被大数据记录了;最后则是看见别人在发,所以我也跟着发。”C13号同样谈到“共鸣”这个词,她分享是为了“寻求认同与共鸣”。而另一关键词“纪念”,C16、C25号表达了类似的看法,C26号将其解读为:“这个报告记录了我27岁时候的心境,如果几十年后要是网易云什么的都还在,我以一个年老的心态再回头看,就很有趣,好比你看小时候拍的照片一样。”

  从青年的分享动机来看,可以分为向内、向外两种类型:向内的动机是指,将报告所承载的真实自我保存下来,使之再度成为若干后年一段美好的回忆;向外的动机是指,将此刻的真实自我呈现于众人面前,渴望得到他者的注视与认同。马库斯和北山忍在指出不同文化影响自我概念形成的同时,也提出了“互依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的类型划分,它指个体“将自己视为一个包容性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并认识到一个人的行为是由行为者所感知的关系中其他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所决定的、视情况而定的,并在很大程度上由其组织”,而中国文化正是互依型自我的代表。由此观之,似乎青年的分享动机确实为这一论断提供了证明,尤其是向外动机那部分。但细思可以发现,是先有一个作为报告形式的真实自我被生成与确证,而后再被分享出去。换言之,无论别人认可与否,这个真实自我已经被青年自己所接纳了,在此基础上能有一个“锦上添花”式的社交互动就更好。所以到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是青年为何要分享真实自我?除却社交互动,青年期望从这种分享中获得什么?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关键词,“共鸣”。无论是当下的他者对此刻分享的真实自我进行认同,还是多年后的自我对之回望,在本质上青年们寻求一种能够超越空间与时间的共鸣。如果将个体比作一首首旋律,那么共鸣的意义就在于不同的旋律各自独立存在、互相倾听的同时,共同演奏和谐的交响曲。这种和谐是对大世界与小我之间张力的缓和,即尽管每个青年是这世间的一小份,或许默默无闻,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无法留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没有意义与价值的,恰恰相反,愈是这样青年愈要证明自己是“活着”,不曾辜负每一天。所以,欣赏了众多音乐作品的“我”是有意义的,在听歌中激发起各种情感、体验、事件的“我”是有意义的,能将这些进行总结并予以呈现的“我”也更是有意义的。共鸣的落脚点正是在此,青年们有关真实自我的意义不仅传递、记录了下来,而且在与他者(包括现在的别人与未来的自我)的交际中产生了共存与互认,这种对自我意义的确认才算最重要的。故而,中国文化下的互依型自我,这种互依与其说它的取向是基于定义的,毋宁被修正为结果取向,即国人更看重这种互依能带来什么。

  不过,个体的动机浮现与行为落实之间存在着罅隙,因为外界环境会在二者之间加以横亘。尽管在市场经济浪潮下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中个人主义倾向有所提升,然而在儒家文化与集体主义的影响下国人在社交方面对自我的表达仍有所压抑。一项跨文化研究表明,相较于美国用户,中国用户更担心自己在网络博客中书写的内容会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这意味着国人在社交媒体发布内容时会担忧这是否会引起他人不满。访谈中一位女生也主动提及,她此前在朋友圈中会发布较多个人性、私密性的内容,但是她的男朋友提醒她“这种做法太幼稚”,这令该受访者后续减少乃至于不敢发布类似内容。故而要在社交媒体中呈现出真实自我,面对文化环境的压力,他们须在分享过程中采取些许策略。

  将报告分享到社交媒体,这一过程往往由渠道、内容与反思三个环节组成。在每一环节,青年们运用不同策略来完成真实自我的呈现。

  从访谈来看对于发布渠道的选择,主流为朋友圈,其次为微博、QQ空间,没有人公开表示自己分享在知乎、豆瓣、抖音等其他渠道。虽然未经广泛调研,也没有相关权威机构统计分享渠道的占比,但访谈对象们普遍表示确实在朋友圈中所见最多。这固然从侧面反映出微信在社交领域的霸主地位,而且由朋友圈衍生而来的首因效应、跟风效应等波及了青年对于报告的一系列操作,但潜藏在深层次的,与其说是APP限制了青年的选择,毋宁说是“关系”钳制了他们的渠道。

  如果说分享在朋友圈的受访者体现了对于关系的重视,那么选择发布在其他渠道的青年可能对于这种关系更为谨慎、更有质量性的要求。C23号谈到自己之所以将报告只分享在微博小号上(只有亲密之人她才告诉有小号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微信、微博大号上熟人太多,而且报告中所透露的小众歌手此前也不被朋友们认可,故而她只想“圈地自萌”。换言之她并非不看重关系,只不过此前的关系停留在“熟人”层面,她欲图一种更为紧密、更被认可的联系。

  不过需引人注意的,是部分青年根据内容来考量渠道的选择与可见的范围。C9号虽然仍然保持着QQ空间的更新,但是在上大学后因为身边同学都在用微信,他也逐步弃用QQ,只有发生人生大事时只会在空间发布内容,所以他将报告只发在了朋友圈。C25号认为“微信上同事太多”因此选择发微博,意即她认为报告的私密性内容不宜分享给同事这类短期关系者。

  上述这番情形,不禁使人想起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因为每个人均是从以自己为核心的关系网出发,判定将报告分享至何处更为适宜,纵使是那些先看内容、再看渠道的分享者,他们的抉择其实也内化了费老眼中一道道推出去的“波纹”,即重在“分别”的人伦。在这种社会关系与情境规约下的分享,青年们选择性地、有区别地呈现真实自我。对于这种现象,本土学者将其归纳为“观众隔离”,认为这是出于满足理想化自我塑造的需要,“最大程度地确保每次自我呈现都‘恰如其分’。”

  然而从上述访谈来看,与其说青年们是为了塑造理想自我,却毋宁说他们基于关系的本位思路采取了亲疏有别、内外分别的策略。因为在青年们看来,报告本身作为真实自我的凝缩符号,它的私密性与真实性决定它成为一件在分享者看来只适合对部分人诉说的“私事”。这种私事的性质使得青年们在呈现时未必刻意去呈现理想化的自己,反而更关注与谁分享、让谁看到,划定推出去的波纹界限,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受众进行基于关系的甄别与赋值,并最终决定发在何种平台与可见范围。这个过程并非意味着关系网与渠道对青年形成了制约,恰恰相反,它令青年在心中衡量并确证哪些人是亲、哪些人是疏,“我”在其中究竟属于什么位置、会受到什么对待,从而更明确以后的关系网。

  受访青年将报告分享在社交媒体的内容,全部为“文字+图片”的形式。对于文案的撰写,他们表示都是即兴而写,或是对报告的点评,或是自己的感慨,或是对新年的祈福,没有考虑太多。但对于图片,他们十分慎重。一般来看,受访者分享的内容全部为报告的截图,而且他们所见范围内也全是以截图为主。至于发哪些图片,C1选择“比较好看的和重要的”,C3挑选“更有纪念意义的”,C13看重“比较准的”,C18青睐“那些很有意思的”,C26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对于不被分享的图片,他们或是认为其无关紧要,或是认为其有泄露隐私的可能。

  尽管文图结合的模式看似普通,但背后仍藏有玄机。因为报告在生成时是一段能被保存、分享的完整视频,内含制作精良的动画与配乐。既然作为视频的报告能打动青年本身,令其勾勒诸多回忆,那么将之发布在社交媒体上,想必也能打动受众,可为何他们依旧选取截图而非发布整个视频?这是否背离了传播效果最大化的原则?对于这种现象与成因,一些访谈对象表示是“跟风效应”,因为看其他人发截图所以自己也照做。一些受访者认为是传播载体的问题。以朋友圈为例,当时的微信限制用户只能发送时长最多为15秒的短视频,而视频形式的报告早已超出了这个限制。如果是发在微博,它确实没有时长的限制,不过这也意味着受众要自行播放这个视频,并且要耐心地看下去。尽管如今是流行短视频的时代,但微信、微博的呈现内容仍以文字较多,如果在其中发布视频这可能与大众认知中的“平台调性”相背离,从而无法被受众所接受、无法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不过这种解释仍然留下缺口,因为如今是“复媒体(polymedia)”的时代,人们在同一时间并不会只使用一种媒体,使用微信、微博的用户也会在其他时间玩抖音、快手,他们在“双微”上看到短视频,未必会加以排斥,反而可能会有所吸引。

  安迪·沃霍尔有句名言:“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当十五分钟名人。”网络时代的发展确实在印证着这句话,尤其是那些因为某个事件、视频、语句而迅速成为“网红”的普通人。但“每个人(everyone)”不等于“任何一个人(anyone)”,在信息过载的互联网中如何能让自己的内容引起他者注意,或者说引起注意后能被符合预期地解读,不致于产生误读以避免“语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的尴尬,这成为青年们必须思索的问题。于是,纵使整个视频打动人心,但为了快速、精准地传递信息(“我究竟是怎样的”),仍有必要将那些在接收者看来是“杂音”的部分除去,并剔除那些有可能彻底曝光内心世界的秘密。故而,这种站在受众一方来想象传播过程与效果、突出重点并保护隐私的策略,十分符合“想象受众(imagined audience)”的界定。

  青年在将报告内容分享到社交媒体后,对于这一行为自身有所反思。在部分受访者看来这种分享行为是一种自我记录。C25号将之界定为“分享日常”,而它能“不让自己曾经的喜欢被自己遗忘,多年之后再翻出来看看也是美好的回忆!”。C16号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纪念”,它令自己从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抽离,总结收拾好过往后再向美好的明天出发。

  还有受访者在自我记录与社交契机中采取平衡态度。C22号坦诚自己在发布前其实期待互动,不过发布之后心态有所调整,因为报告本身承载了时空变迁的特性足以令她感到“难言的生命体验”。C19号认为无人前来互动确实内心会有点失望,但这并不妨碍她的心情与分享欲,并且看到别人分享的报告中有着相同的喜好后她十分开心。

  从前一关系来看,青年在经过对比后辨识出自己的特征并加以肯定。他们设想出一个虚拟时间,将自我分别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等不同节点与环境来评判,确认自身这一路到底经历、收获了什么,进而对自身的真实性加以廓清,认定自己究竟拥有何种特质从而能有意义地面对生活,最终完成对自己的肯定与认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分享过程被界定为宏大的心理仪式,并产生特有的仪式感。而在后一个关系中,青年在与好友的互动中收获了“具有情感认可和情感鼓励”性质的“承认(anerkennung)”。他们对于真实自我的确认与分享得到了他者的认可,在此基础上还与之展开对话,这本身已是一种幸福。至于是否有人在背后加以嘲讽,纵使有,但未曾在可见范围内出现,也无伤大雅。

  不过,在反思“分享在社交媒体中的报告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呈现了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受访者普遍认为它确实呈现了,但只表露出其中的一面。一方面,网易云只是一个音乐类APP,它至多能展现用户在这一领域的真实爱好与品味;另一方面,互联网与现实生活仍然存在一定距离,二者不能完全等同。并且,报告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呈现的是过去的(某一时段的)真实自我,当下未必与之完全相同,很可能近期又有变化。考虑到新闻学界一直有“整体真实”与“部分真实”的争鸣,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即使个体呈现了真实自我,也应考虑他究竟是完全呈现还是部分呈现,存在度的测量;同时,还要考虑是呈现了过去的真实自我或是当下的真实自我,存在类的分别。另外,对前述问题的反思也表明,如若将青年们分享报告的这一旅程看作戈夫曼笔下的大戏,那么能看到个体在特殊情境下会展露部分后台,尤其是当这种后台能对前台表演作一定补充与证明时。但可否能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后台前台化”?笔者认为不能,应当称之为“后台暂露”。因为行动者脑中对于这部分后台依然有着明晰认知,知晓不能令其完全地、长久地暴露,只是让其发挥前台的功能罢了,它在本质上仍是后台。

  身处特殊时刻、受到记忆文化影响的青年们看到报告时回忆起过去的行为与事件,确认这印证着过去的真实自我。当他们将其分享到社交媒体时,受到传统文化中关系观念与自我观念的制约,他们限定了分享的渠道与内容,并通过记录或互动以最终实现对真实自我的认知与认同。同时笔者观察到即使是真实自我的呈现,也要区分程度与类型,并且个体在特殊情境下会进行“后台暂露”。

  如何看待上述历程?笔者提出,这是平台、技术与用户的共谋。平台开发并利用技术,在服务器中记录用户的行为形成数据,最终在特定时空形成所谓的报告以供用户浏览。在访谈中,众多青年认识到报告背后其实暗藏了平台特定的动机,例如增进与用户的情感、培养用户使用习惯、利用用户的大规模分享为其做宣传等。由此一些访谈者认为分享报告的举动就是“甜蜜陷阱”,即“知道里面有坑,但还是会往里面跳,图一个新年的快乐”。于是他们利用其他平台与技术,尽可能消解报告的商业属性,反将其作为彰显自我的工具,而非平台的牟利渠道。在平台、技术、用户三方共谋下,(部分的)真实自我就此生成,并融入到不少人的自我认同中。由此而来,笔者认为未来研究应在以下方向继续探究:

  第一,这种在平台操纵下的“自我技术”,长此以往是否会模糊乃至于逆转现实中的真实自我认知与认同,是否会引起认知失调等问题,值得深思。例如,豆瓣上的“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小组兴起后,一时之间成为网络热词,不少人以此自嘲。然而放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是否符合这些词语的定义?朱丽丽等曾提出“数字自我”的一大特征是流动,它与真实自我互补、同构。那这是否会混乱用户的自我认知?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研究中,应当加强对于网络平台、社区中成员的“网络民族志”考察,深究平台、技术、用户三方对真实自我的共建;

  第二,近年来众多中老年人开始成为互联网用户,那么他们在使用平台与技术的过程中,是否会改变既定的自我认知与认同?考虑到国人的自我往往伴随关系与情境生成,这批看似观念十分固定、陈旧的用户,也许在悄然中发生着改变。如果能对中老年用户进行加以考察,将更能剖析文化与技术的勾连下国人的心理与自我变迁;

  (孟飞: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彭昱剑: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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